讲述背景

34万广州知青下乡

　　１９６８年，毛泽东发出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到１９７０年底，广东省上山下乡知青达４０余万人。

　　据《广州市志》“大事记”记载：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２日，市委召开纪念毛泽东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发表８周年大会。８年来，广州市已有知识青年３４万多人上山下乡。奔赴分布于全省（包括现在的海南省）的２０２个国营农、林、茶场，以及农村插队落户。

　　这样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在广东社会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讲述人：杨丰

　　讲述人：杨丰

　　８１岁。１９７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８年任广州市知青办副主任。

　　“知青办是很“吃得开”的单位，权力很大。

　　广州市很少有装空调的地方，广交会的会场有空调。我们想借那里开会，起先那里的负责人不借。有人告诉那人，“你不借，知青办把你的子弟安排到最远的地方去，你怕不怕？”人家赶紧借给我们。

　　那时各个单位都想巴结我们。体委给足球票，新华书店给书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但是我们从来不愁缺物资，很多东西都是通过内部购买。”——杨丰

　１９７６年，广州地区有８万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文革”十年中人数最多的一年。这主要是因为有行政命令，狠抓指标。

　　旁白：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福建小学教师李庆霖上书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其下乡插队的孩子在生产、生活上的困窘境况。毛泽东于１９７３年４月２５日复信李庆霖，并“寄上３００元，聊补无米之炊”。给李庆霖复信后，毛泽东说要加强知青管理的工作，还批评广东在这方面做得不好。这下广东紧张了。 　　 　　办“乡镇企业”安置知青

　　广州地区包括部队、中央、省市各系统、单位的知青工作，全部都由“广州市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即市知青办来管。我刚到知青办的时候，压力很大，因为上头有硬性指标。

　　采取单位归口管理办法之前，动员组织知青下乡的工作，主要由街道来负责。有些家里不愿孩子下乡，一见街道大妈上门，拿扫把把人家轰走。现在责任落到单位头上，这就关系到政绩问题。完不成任务，干部都当不成。

　　广东的知青以往多是去海南岛下乡。后来，省内有２０多个县的农村定成“知青点”，包括番禺、从化、阳江、韶关、东莞等地。

　　当时有计划，什么系统、单位的知青要安置到什么农场去。不过，市知青办灵活一点，没有按照严格计划执行，反正只要有知青下去，完成指标就行。至于去哪里，我们不强制安排。

　　这样一来，各单位大显神通，都想把职工的子弟送到离家近一点、条件好一点的农场去。有物资的单位好办些，比如轻工业局、外贸局、机械厅，它们在农场办个分工厂，把机器搬到农村去，再把子弟安置到工厂去“下乡”，就像搞乡镇企业。这些单位也给当地农村提供一些物资支持，作为交换条件，当地就很欢迎知青过去。

一些条件差一点的单位的子弟只能安排到又远又穷的农村去插队落户，比如韶关。

　　“走后门”之风盛行　　

　　知青办是很“吃得开”的单位，权力很大。

　　广州市很少有装空调的地方，广交会的会场有空调。我们想借那里开会，起先那里的负责人不借。有人告诉那人，“你不借，知青办把你的子弟安排到最远的地方去，你怕不怕？”人家赶紧借给我们。

　　那时各个单位都想巴结我们，有什么就拿什么来，为的是希望知青办能给他们单位的子女给点方便，安排到好一点的地方。体委给足球票，新华书店给书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但是我们从来不愁缺物资，很多东西都是通过内部购买。

　　来“走后门”的，除了希望安排孩子到好一点的知青点，还有一个，是希望能把孩子早点弄回城。

　　一些干部来找我开后门。我就说，“如果让我帮忙找地方的话，很难找。但是你们自己找好了地方，我开绿灯就是。”不过，对于领导开口的，市知青办一般都会照办。

　　省里某个厅的副厅长是江苏人。他儿子在“文革”中被迫弄到原籍，但他又想回广州。我先安排他先到从化下乡，转个弯，去从化招工的时候，再招回广州来。

　　省、市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的主管领导倒是很自律。市里有个领导硬是把儿子送去下乡，结果那孩子想不通，疯了。

　　那时，政策上是“反走后门”。市知青办这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少挨过批评。有一次，省知青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批评我们，说省冶金厅给了从化民乐茶场好处，作为交换条件，茶场计划外接收了省冶金厅的知青。

省里一个领导教我们这样应付：“广州市是归省领导的，省冶金厅也是归省领导的，市知青办管不了他们。”就这样，把问题推掉了。

　　不少知青回城捡破烂为生

　　旁白：１９７５年，广东省革委会出新规：全民所有制单位可从农村插队知青中招工。此外，被推荐上大中专学校的，参军、或提拔为干部、老师；患病、伤残，或父母身体不好需人照顾；职工退休后吸收其下乡子女顶替等情况，都可以获批回城。

　　当时，知青想调回广州得有知青办的图章，省委、市委组织部的图章都不行。

　　在知青回城的几个条件中，有没有生病这一条，很关键。这样，医生成了那时最吃香的人物，他可以开证明啊，“小病”说成“大病”；还有，知青招工要先体检，“有病”就说成“没病”。

　　１９７６年，早期下乡的那一批知青开始回城了其中也出了不少问题。

　　当时有一条：知青下乡结了婚的，对象如果是农村户口，不能回城。我听说，在韶关仁化县，有一对男女青年因为这条政策，一起跳崖自杀。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例。很多在农村结婚的知青为了回城，只好和爱人离婚了。

　　当时一直号召“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假如给知青们一个希望，下乡多少年就能回城，也许就不会造成这么多不幸。

　　市知青办卡得不严，只要符合条件回城的，都放人。

　　不少知青回城了没有工作，只能在广州靠捡破烂卖维持生计。 　　 　　妥善安置未发生闹事

　　旁白：“四人帮”粉碎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并没有马上停止。１９８１年，广东全省开始停止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这年末，全省还在农村的知青有２．８４万人，其中已结婚的１．２５万人。至此，延续２０多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声地画上句点。

　　国家拨出专款做知青安置费，主要是解决知青吃、住、用、医等困难。我算了一下账，国家给一个知青的安置费大概是７００块钱。其实，不光国家拨款，单位、家庭也要承受知青下乡的负担。

　　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市里领导开会总结知青工作。有人说，上山下乡耽误了一代人，劳民伤财，也有人认为，让孩子们到农村受到锻炼，这也是成绩。　　我的看法是：学生毕业后，到农村锻炼一两年，当做体验生活，这未尝不可，但没必要一辈子呆到农村。总之要给孩子们一个希望——你可以选择呆在农村，也可以选择回城。